今年是杨老伯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的第27年。年近七旬，又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正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可是，杨老伯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作为他唯一监护人的亲弟弟，不仅对他不闻不问，甚至把杨老伯的社保卡据为己有。
从2016年起，杨老伯的所有治疗、生活费用，乃至因身体疾病外出就医的开销，都由上海精卫中心先行垫付。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万般无奈之下，一位律师偶然提议可以向检察院求助。
刚接到精卫中心的电话时，检察官有些犹豫。“检察院的确有支持发起民事诉讼的职能，但本案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杨老伯从来就没做过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官浦亮说，在经过走访研判后，检察机关认为本案能支持起诉，但要分两步走，首先是为杨老伯做一次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然后要帮他找到一位合格的监护人。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在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况下，有关个人、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考虑到本案中不履职的监护人是杨老伯唯一的亲人，新的监护人应该由杨老伯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
于是，浦亮把电话打给了杨老伯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对方表示可承担这个职责，但不懂法律流程，希望得到检察院的指导。在检察官的帮助下，杨老伯去做了一次鉴定，结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去年12月13日，居委会向徐汇区法院提起第一场诉讼，即申请宣告杨老伯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2月21日，徐汇法院一审判决杨老伯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今年3月2日，居委会向徐汇法院提起第二场诉讼，即申请确定监护人的诉讼。徐汇检察院于同月6日发出支持起诉书，同时派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同月20日，徐汇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指定居委会为杨老伯的监护人。
得知判决结果后，上海精卫中心也松了一口气。副院长邵阳介绍，其实杨老伯早年有稳定工作，也按时缴纳了社保，他的社保卡里每月会定期打入养老金，加上残疾补贴，原本是可以覆盖他在精卫中心的住院和治疗费用。
“从前病情稳定的时候，他还能自己离院去处理一下私人事务，费用也能及时缴纳。”邵阳说，2015年7月杨老伯突发疾病，出现高热、呕吐症状，同时精神状态也慢慢变得差，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杨老伯的银行卡、社保卡都在他弟弟手中，精卫中心曾打电话、派人赴外地面谈，希望弟弟能来探望哥哥，再不济也可以用代为保管的社保卡等财产缴纳治疗费用。但这些期望都落空了。法院开庭时曾给弟弟送去传票，他也没有出现。
在杨老伯变更监护人后，有关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居委会工作人员以监护人身份，替杨老伯重新办了上海老年卡，并更换了新的残疾卡，相关财产终于回到了杨老伯手中。
“这是我们办理的第一起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失位案件，我们觉得，在变更监护人之后，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做。”浦亮说，本案中，杨老伯正是因为监护人失位才陷入困境，对于新的监护人，也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做监督。这时，检察官想到了公证处有一项职能叫提存公证。
日前，徐汇区检察院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公证处、居民委员会，专门就关于杨老伯支持起诉案相关财产权益保障问题，联合制定、签署了工作方案，在全市首创了精神障碍患者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
根据方案，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之后，将杨老伯名下的大额资金交由徐汇公证处提存保管。由于杨老伯仍需住在精卫中心接受专业的治疗，为方便其生活，小额活期财产由精卫中心代为保管，可自行提取，但每个财务年度都要向作为监护人的居委会出具一份资金使用报告。“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杨老伯今后领到的每一笔退休金和补贴，都用在他自己身上。”
此外，为守护更多像杨老伯一样处于危困的，取得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最佳办案效果，徐汇检察院还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区民政局、徐汇区司法局、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徐汇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记者 王闲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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