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学生为核心，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在北京成立，1920年10月北京小组成立，不久小组又改组为中国北京支部，同时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在北京的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从1916年北上办报到1927年慷慨就义，除却出访和避难，李大钊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十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穿行在北京的街市胡同里，寻访李大钊的红色遗迹。
1903年，22岁的鲁迅吟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1916年，20岁的郁达夫口占道“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席间口占》）。他们为民族、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深深地忧虑。同时代正值青春的李大钊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1916年7月，刚刚从日本归国、时年28岁的李大钊应朋友的邀约北上进京办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先在皮裤胡同安顿下来。今天知道皮裤胡同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而曾经路过皮裤胡同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试问北京城里谁没有去过西单的君太百货和大悦城呢，皮裤胡同就夹在这两座商城之间，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知道李大钊曾暂住在皮裤胡同的恐怕是寥若晨星。的确，因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现在人们已经没办法确定李大钊是住在皮裤胡同的哪个宅门里了。
此番进京，李大钊似乎显得踌躇满志，他将新生的报纸命名为“晨钟”。在报纸的创刊号上，和许多热忱的爱国者一样，李大钊写道：“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而“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李大钊将振兴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命运为命运”，“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热切地期待着“振此‘晨钟’”，“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写了许多以“青春”“青年”为关键词的文章，例如《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建》《新生命诞孕之努力》《奋斗之青年》，这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声气相通的，更与他初次进京时的幻灭、忧虑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早在清帝退位不久的1912年至1913年间，李大钊便曾为寻求报国之路而几次进京。或许是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局使然，或许是因为法政专业的熏陶使然，从早期的诗文创作来看，李大钊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民国初年党派林立，李大钊一度还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身边的好友惨遭杀害，投身的政党也被查禁解散，李大钊也不禁感到彷徨、失落而“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李大钊：《我的自传》），这同李大钊一贯的气质、作风是极不相符的，可谓是心情极其低落的表现。1913年，李大钊开始筹划东渡日本求学，启程前夕孙中山、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李大钊忧心忡忡地写道：“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忧国忧民之情与风华正茂的鲁迅、郁达夫如出一辙。旅居日本期间，李大钊一方面积极探索救国真理，另一方面坚持从事反袁斗争，并且因此耽误了学习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初，李大钊曾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住过一段时间，巧的是1921年田汉也住进了这里。我在东京时对现代旅日文人的历史遗迹很感兴趣，曾专门到过去的高田村、现在的高田马场一带去寻访、凭吊一番，然而和在皮裤胡同里一样一无所获。是意料之中的失落吗？那一刻我也说不清，只是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名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前辈同胞的行迹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他们救亡图存、矢志报国的气场却似乎还盘亘在历史的角落之中。
北京地铁四号线菜市口站东南出口背后有一座非常残破的二层小楼，有资料说这里是民国时期老便宜坊所在地。搬进皮裤胡同的当天，李大钊约了几位朋友相聚在老便宜坊，一来算是庆祝乔迁之喜，二来也讨论一下下一步的生计。和今天许多初到北京的年轻人们相似，李大钊的生活委实不易。因为人事方面的原因，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他又相继参与过《宪法公言》和《甲寅》，直到1918年元月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计才逐渐稳定下来。另一方面，9月7日住进皮裤胡同，10月30日便又到现在的光明胡同一带看房，看来皮裤胡同并不相宜。转过年来，李大钊在朝阳门的竹竿巷度过了春节，因为张勋复辟，1917年7月李大钊避居上海，直到11月才返回北京，这时竹竿巷的房子里已经搬来了新房客——胡适。待到在北大任职之后，李大钊把妻儿也接到北京，一家人团圆在营2号。现如今，竹竿巷、营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在北大声誉日隆。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10月份进入北大的领导核心——校评议会，评议员由教授们互相推选产生，人数不多，且每年改选，李大钊连续4年当选，票数逐年增加，到1923年时，所获的票数比名满天下的胡适还多出11张。而回想刚到北大任职时，因为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李大钊曾受到一些守旧学究的轻视，章士钊回忆说“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假如不是时任校长蔡元培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钊恐怕是难以进入北大的。也同样是因为蔡元培的开放和宽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新文学的干将先后加盟北大，使得北大成为引领新文学风气之先的堡垒。李大钊早年用文言写得一手好文章，章士钊曾盛赞为“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改用白话文写作。李大钊与《新青年》同仁的关系非常密切、融洽。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守常全集〉题记》）。李大钊虽然并不专事文学，但从1918年开始他也发表了一些白话短诗。并且，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什么是新文学？”在他看来，“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啥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讲“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并不是像唯美主义那样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而是他秉持启蒙主义立场，非常看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人力车夫是当时社会常见的行当，胡适、沈尹默、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都写过表现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作品，但大多并未深入到这些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实际生活中去，1938年何其芳在《坐人力车有感》中便写道：“坐在车子上，让别人弯着背流着汗地拉着走，却还有什么感想，而且要把它写出来——真是可耻笑的事。”比新文学同仁都要早，在1917年2月李大钊便发表过一篇《可怜之人力车夫》，除了怜悯体恤之外，李大钊提出了不少切实的措施来保护人力车夫，可以说正是李大钊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体现。
李大钊民主主义的思想底色以及他对青春中华的热切期盼都使他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助产士。李大钊自幼便受到儒家学说的熏染，在日本留学时又受到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初年动荡的时局使李大钊对平民大众苦难的生活有着更真切的体会与同情。《民彝与政治》是1916年李大钊归国前完成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彝”者“宗庙常器”也，《诗经·大雅·烝民》里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彝”就是“民法”“民纲”的意思。李大钊认为为治之道应该顺应、尊重民彝，统治者绝不能出于自信而越俎代庖替民众做出选择，否则就会动摇民本。李大钊的“民彝政治”体现了他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追求，但在肯定民众的主体地位时，李大钊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来寻找理论依照的，而不是复述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这其实体现了他将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意识。李大钊引用《尚书》强调民彝是民宪的基础，信任民彝、昭彰民彝是时代的精神，其精髓则是“惟民主义”。惟民主义是由张东荪在《甲寅》上较早提出来用以翻译Democracy（今译“民主”）的。由此也可见李大钊关于民彝政治的理想和“五四”信奉“德先生”的价值立场是深深相通的。
西侧的中山公园原叫“中央公园”，为了纪念孙中山，1925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当时，中央公园是群众聚会、文人雅集常去的地方，李大钊也曾多次造访。
出于对底层民众的体恤，李大钊关切饱受战乱之苦的劳苦大众。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欢腾之中。李大钊在中央公园演讲时则冷静地反思道：“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他指出，大战的胜利是专制与强权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他号召人们要积极创造劳工世界，主导世界的新潮流。也许是觉得演讲时的表达不够细致周全，很快李大钊又发表了《Bolshevism 的胜利》（Bolshevism，今译作“布尔什维主义”），将欧战的胜利归结为是人道主义、平和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Bolshevism、赤旗、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把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保加利亚的革命以及荷兰、瑞典、西班牙革命社会党的积极活动都看作是俄国式的革命。被“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景象所鼓舞，李大钊以前不久赞颂Democracy的心情预言道：“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0月，北大红楼落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往新址，整个一层几乎全被图书馆占去，21个书库，6个阅览室，足见规模之大。一层东南角连通的两间房是图书馆主任室，外间是会议室，里间则是李大钊日常办公的所在。也就在这个月，经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和李大钊一起工作了四个多月。在《西行漫记》中，还专门谈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连载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学优于个人主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经济学，“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他把马克思主义拆分成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三个部分，认为每个部分对应的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分别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科学理论。他还较为详细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中国第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也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成长、蜕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证明。
1920年初，经李大钊的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期，“平民教育演讲团”也受到李大钊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影响，决定除城市之外要重视到乡村和工厂去开展活动，不久便选定了长辛店作为固定的活动地点。在李大钊的组织带动下，北大慢慢的变成了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桥头堡。
在北大校外，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则成为进步青年们时时向往的地方。1919年，李大钊的第三个孩子炎华出生，一家五口挤在营的房子里非常不便，于是在1920年9月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并一直住到1924年。石驸马指的是明朝顺德公主的丈夫石璟，他的官邸当年就在这一带。驸马府南门东西向的大街当时叫石驸马大街，民国时许广平、刘和珍等就读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就在大街东头；北门的街道叫作石驸马后闸，宣统年间改叫“后宅”。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整顿地名，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石驸马大街改为新文化街，石驸马后宅改称文华胡同。现在文华胡同24号院是北京城里唯一保留下来并且以李大钊故居命名的院落。院子在路南，所以在西北角开门，院子里没有南房，正房堂屋北墙上挂着李大钊手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房东屋是李大钊、赵纫兰夫妇的卧室，为了适应赵纫兰的习惯，屋里还特意盘了炕。东厢房主要用作客房，瞿秋白、邓中夏、陈乔年、赵世炎、高君宇、张太雷、秦德君等都曾在这里借住。
院子里最重要的恐怕要属西厢房，那里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客室。1920年10月，北京小组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宣告成立。同年11月底，北京小组改组为中国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并且根据上海党组织的经验和要求，李大钊还指导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组织建立以后，李大钊多次在家中的西厢房召集会议，指导大家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派人到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组织并且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小组，领导发动北方工农运动。据说开会期间，李大钊不准家人出入西厢房，唯有夫人赵纫兰被允许在正房窗户上观望西厢房里的情形，酌机进去添些茶水。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但一次一次的失败，特别是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深刻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的军阀都无法成为依靠的对象，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他带来了启示与鼓舞，1918年孙中山亲自向苏联和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据宋庆龄说，孙中山在1919年对李大钊就知道（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的合作》，收入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愿望逐步加强，但由于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异，国共之间关于合作的具体方式还有不小的分歧。李大钊在促成国共合作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2年8月，他赴杭州参加中央全会，会议上马林关于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提议遭到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的反对，是李大钊冷静、细致的分析使得会谈免于破裂，最终协商一致，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紧接着，李大钊到上海同孙中山会面，“讨论振兴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狱中自述》），谈得非常投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并在日后委以一系列高级职务。在李大钊的带动下，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也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尽管如此，在内和内仍有人反对国共合作，有的报以疑虑，有些甚至施以挖苦、讽刺，有些时候搞得李大钊也非常恼火。但他仍然坚守初心，做了大量思想、组织工作。1924年，在一大会议上，李大钊表示员加入是为“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的名义运作而来的。”“国民革命是我民族惟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李大钊的发言直率、诚恳而严谨，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为的是国民革命事业，而非出于私心，且有孙中山的支持。最终，反对跨党的提案被大会否决，北京翠花胡同8号设立了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李大钊任执行部的负责人，勉力维系着国共合作，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1926年3月“二大”之后决议取消执行部。所以翠花胡同也是北京城里李大钊频频出入的地方。
早在中国成立前后，李大钊就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做了大量工作。1921年3月，李大钊到赴郑州开展工人运动，他在工人夜校的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下面写了个“人”字，说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字，勉励工人们前途远大、好好努力。到1922年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禁止，为此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吴佩孚大开杀戒，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北京政府发布了对李大钊等领导同志的通缉令。尽管当时李大钊人在武汉、上海讲学，但他在石驸马大街的住宅则遭到特务暗探的监视、骚扰。1924年2月，一家人不堪其扰，被迫告别了石驸马大街宽敞的院落，搬到了南边不远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5月21日张国焘违背李大钊迅速躲避的指示以致被捕，旋即鹰犬爪牙们扑到铜幌子胡同去抓人，好在李大钊一家已提前撤回河北，6月份李大钊启程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9月份开学之际，为了不耽误子女的学业，夫人赵纫兰带着孩子们搬到西单附近的邱祖胡同。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北方的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李大钊在党的指示下回到北京迎接孙中山，一家人又团圆在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现如今，铜幌子胡同已改为同光胡同，只剩下短短一截，邱祖胡同和朝阳里则已经淹没在历史记忆中了。
大名鼎鼎的东交民巷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一条网红街道，许多年轻人到这里打卡拍照，殊不知这里是李大钊在北京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栖身之所。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对李大钊发布通缉令，李大钊率领革命同志躲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转为地下工作。很快，段祺瑞政府被民怨掀翻，奉系军阀借机入主北京。血腥之下的北京已经难以开展群众工作，李大钊“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被困在北京。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悍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院内拘捕了李大钊。今天沿着东交民巷西口往东，在最高人民法院西侧有一条小巷子，巷口西侧的墙上还保留着一块路牌，上面写着“USSR ENBASSY COMPOUND LANE”（苏联使馆内部道路），下面是中文“苏联豁子”，“苏联”二字已经漫漶不清。李大钊就是在这附近被掳走的。李大钊被捕之后，社会各界营救未果，4月28日，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转引自王学珍、张万仓：《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
现在，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之间早已辟为广场，站在开阔的广场上，对李大钊的寻访可以暂告一段落了。说实话，阅读李大钊有关的资料的感受远比阅读一般作家要沉重，头绪纷杂、经历曲折、意义重大，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访李大钊的踪迹也更让人感到疲惫。“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李大钊：《岁晚寄友》）。今天，在人们盘点“京畿红迹”时都会把李大钊在文华胡同的故居纳入其中，然而回溯李大钊的一生便会意识到，其实北京城里许许多多的胡同、公园都曾见证了早期革命者们的艰辛和执着，只不过它们有的被较为完好地存下来，有的则渐渐沉淀在北京城市记忆的深处。因此北京城内，其实处处红迹，而“李大钊”则正是北京文学地图内一条熠熠生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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